世俗惩罚机制的出现是缓慢的，它应被视为一个更宽泛过程的构成部分；经由这个过程，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才被视为是可改变的而非先定的。因此，“社会控制”并不只是对先前存在的不同种类“越轨”行为的控制手段。实际上，“越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把自然给定的条件转化为人能驾驭的条件这一过程的势在必行性所导致的。当这些行为与一般性的贫穷相分离，而且当人们相信所有人都具有内在的改变能力的时候，对癫狂和犯罪行为的封存便会加速。为越轨者构建一个特殊场景，即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提供一个把补救措施和保持常规控制加以整合的重要手段。
人类可被置于惩罚机制中从而获得矫正这一观念，必然性地与社会生活有可能发生重大变迁这一观念绑定在一起。早期的监狱改革者（一如后世的诸多职业社会学家）试图证明，犯罪行为源于居住在环境较差社区中人们所过的那种惨淡生活。改变这些生活条件，也就有助于改变那些曾经挑战主流规矩的人的越轨行为。19世纪40年代一位官员在观察一名囚犯时说道：“其社会生活的堕落预示着其个人幸福与希望的破灭。”[17]犯罪现象的存在不仅指出了人性中难以驾驭的元素，而且也指出了社区缺乏一定的能力去完成创造有责任的公民这一重大任务。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应该既能防止潜在违法者被引诱，又能铲除那些有可能引发犯罪行为的情景。
设立监狱的推动力最初源于道德考量。狱中生活的规训和管教被视为一种道德教育形式，该形式主要通过把犯罪行为从其周遭不良环境中移除来实现，故而具有使人获得重生的效果。监狱遂变成一个社会改造的实验室。然而，夸张地讲，监狱生活的惯例性与现代性整体的社会环境中所建立的种种惯例非常相似。因此，监狱成为一个几乎具备所有现代性场景的实验室——在其中，社会组织和变迁以反身性方式被组织起来，它们既是个人生活的背景，也是个人身份认同重构的一个载体。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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