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癫狂的容纳
精神病医院的历史反映了人类发展历史的相似趋势。与犯罪行为类似，在前现代时期，癫狂也被视为神意之后果，精神病患者是需要获得集体照顾的那群人。皮内尔（Pinel）下令解开精神病人身上锁链的画像可被视为现代性的要旨。毫无疑问，挣脱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这一鼓舞了卡尔·马克思的观念，体现了从传统与习俗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画面，而这一画面自启蒙运动以来多次出现。精神失常与既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所有其他方面共享着一个“开放式”的范围。用医学方法处理精神失常——如将其作为“精神疾病”来治疗—仅仅是这种现象的一部分。精神失常还是一种生理疾病，但大多数的精神失常被认为是源于社会环境，并且对失常者的行为施以控制被认为是可产生治疗效果的重要手段。事实上，许多早期的治疗精神病的医生都把社会因素结合进精神疾病的病源考察中，这其中就包括“文明”。
然而，尤为重要的是下列观点已开始浮出水面，即精神疾病和犯罪行为一样，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会对人群中的任何人造成伤害。从被视为贫穷的专有特征（尽管无法得到清晰划分）到被视为在最弱势群体中频发，精神疾病逐渐被人们视为伴随现代生活而来的一种风险。“精神失常不专属于任何阶级。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被拾高到它无法企及的高度……它罢黜了君主，并使蔽舍更加残破阴暗。”[18]
精神病医院最初是因其心理治疗效果而建立起来的。监禁的方式是试图经由场景本身来使病人恢复心理健康，而不仅仅是通过那里的药物或者治疗技术来实现上述目的。精神病医院应该创造一种环境，从而系统性地纠正社区生活中的那些不足之处。此处，我们再次发现，对病态性格的纠正带有明显的道德维度。一如在监狱中的情景，最大化的监控加上规训惯例之建立便是达至上述目的的主要手段。与癫狂类似，精神失常被人们依据“社会承载量”（socialincapacity）而定义，即缺乏以外部世界所要求的那种方式去生活的能力或意愿。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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