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医院和监狱一样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其与更广泛的现代性社会环境之间的高度相似性。福柯错误地将此种相似性追溯至规训本身，实际上，被强制送入监狱和精神病医院的人，他们各种社会权利及个人权利的丧失与其自身性格有着密切联系。监狱和精神病医院与更广泛的现代性框架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试图在看上去不合作的那群人身上形成一种反身性的自我控制机制。两种情景中的道德要素不久就让位于其他必要性要素，而退居第二位了。所谓的“治愈之法”失去了其绝大多数外部特征，而一个人是否能够及愿意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正常行事遂成为其衡量标准。在其他方面，简单的监禁成为一种主流特征：监禁至少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使被监禁者免受外部世界少数人不可更改的且无规则行为的干扰。
“越轨”遂被作为现代性内部指涉性体系的一部分“发明”，并因此在受控制的意义上被加以界定。于是，犯罪行为和精神失常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的外部问题以控制的方式被彻底压制。但这主要是制度性压制而不是人为的压制，因为它并不带来“良心”的增强。它是被排除在具有潜在令人不安的问题、价值和行为模式之社会生活领域以外的。因此，被压制的问题基本上是有关道德和存在性的问题。例如，现如今被划定为“心理疾病”的那些行为中，每天现实的另一版本实际上远离日常生活所专注的事务。精神病医院一旦被建立起来，便极少有人和精神失常者保持常规联系。先前意义上的“贫穷”与外部的道德戒律和传统之间的联系也随之消失。监狱和精神病医院很快便失去了那种曾经可为外部世界所观赏的特质；随后，它们变成了适应现代性转型关系的技术性矫正场所。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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