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形式的依赖（或者换一个引起较少争议的术语，信任）是由日常生活通过抽象体系而进行的重构而发展起来的。部分抽象体系在全球范围延展着其影响，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无人可从总体上实施监控，同时这些影响所带来的后果在某种方面也无人可预测。然而在诸多方面，专家体系的扩展提供了再获取的可能性，其远远超过传统文化中的范围。
我们以家庭生活方式中正在发生的变迁为例证来说明上述观点，当然，伴随这个变迁而来的还有纯粹关系的出现。斯泰茜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案例。[30]一如斯泰茜所指出的，在经历传统家庭模式解体这个过程中，即便存在大量随变迁而来的各种危险和威胁，人们也会主动地去开发新的社会领域并建构新型家庭关系。斯泰茜的研究所选择的背景是加州硅谷这样一种变化迅速且极具干扰性的社会情境。该研究本身也是以高度反身性方式进行的，研究者和受访者之间一直在进行着对话，而受访者对访谈材料和文本的看法构成了最终研究报告的重要部分。
斯泰茜的研究关注的是那些（用她的话来说）“生活、恋爱、工作和担忧”都发生在硅谷中的工人们的两种亲属关系。她指出，与传统婚姻不同，现代婚姻依赖于持久的自愿性承诺。人们所抚养的孩子比先前少多了，家庭内外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也变得不那么明晰了。婚姻关系在其中得以形成并维持下去的那种社会环境已变得混乱且不稳定。其结果毫无疑问是个体逐渐感到压抑和憋闷。对日常生活中“生存”的深思(一如拉希所描述的)，在斯泰茜著作所描述的个体生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与此同时，非常明显的是，这一观点并不必然（或普遍性地)使人们缩回自我的围城式世界。
相反，斯泰茜的研究表明个体如何主动地在固有的家庭生活形式之外重构新型的性别和亲属关系。这种重构并不仅仅是本土化的，也不是细碎化的。实际上，它所涉及的是本质上就是由这些人所主导的一个制度性重构过程。不再依据先前固有的性别划分而组织起来的“重组家庭”遂被创造出来；离婚不是在过去存在形式和未来存在形式之间制造裂痕，而是作为社会网络资源而被动员起来，从而把新任配偶与前任配偶、亲生子女与继养子女、朋友与其他亲属整合起来。自恋并不是从诸如斯泰茜这类研究中出现的清晰特质，这类研究显示出，个体并不是要从外部的社会世界中退缩回来，而是要勇敢地参与其中。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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