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中试图要表达的观点与上述论点颇为不同。许多前现代情境中的人们（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比现代情境中的人更加无力。人们通常都生活在小群体和小社区当中，但是，规模小并不意味着力量大。在许多小群体场景中，人们相对而言都无力去改变或逃离他们当时所处的那种社会环境。譬如，对传统的坚持常常是无法更改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前现代的亲属体系非常僵化，以至于个体几乎没有独立行动的空间。于是，我们很难证实一个整体上的归纳，即随着现代制度的建立，绝大多数个体都会(或者感到）比先前时代更加无力。
现代性具有剥夺的特性，这一点是不可争辩的。时空疏离和抽象体系之去技能化效应是现代性带来的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即使疏离和无力感并不必然相生相伴，全球化联系的出现以及后果严峻之风险都体现了社会生活的范围，而个体对此则几乎毫无控制可言。类似地，剥夺过程是现代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触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延伸至自我的核心。
然而，如果我们以辩证的方式来理解这个过程，并且认为全球化带来了既深且广的变革，那么一副复杂的画面便会逐渐显现。并非所有形式的剥夺都必然会带来再获取的机遇，当然这是在个体行为层面上。多数剥夺过程被脱域所转变，或在抽象体系的入侵影响下被重组，这却是超越相关个体的范围的。但是，其他一些过程使得人们对生活情境的控制成为可能，而这在前现代时期却是无法实现的。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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