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求“个人的即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这一理念的过程中，学生运动—尤其是妇女运动—是这种意义上的生活政治的先驱。当然，在模棱两可的意义上，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们，尤其是那些与“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m）有关的人，试图把个人举止与“生活方式上的抗争”作为一种向官方进行挑战的形式。参与者们想表明的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方方面面均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他们认为，通过彻底改变惯常的日常生活模式，他们可以在事实上威胁国家权力。然而，以这种方式视之，个人的政治仅仅隐隐约约预示了生活政治的来临，但实际上仍更加接近解放的政治之形态，因为其目的仍是以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反抗（或消除）压迫的手段。
相对更贴切而言，女权主义可被认为打开了生活政治的重要领域一当然，解放的关怀仍是妇女运动最根本的关注点之一。至少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优先考虑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曾有人贴切地说：“不满足于家庭生活的那些女性，她们离开家的每一步都会使她们的个人问题带上政治的烙印。”[6]当女性逐渐走出家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她们为自身的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女权主义者不久就会发现，对解放了的女性而言，身份认同的问题又凸显出来了。这是因为在把自身从家庭及琐事中解放出来之后，女性仍面临着一个封闭的环境。女性的身份被严格依据家庭和家庭成员来界定，这种限定如此严格，以致她们在“跨出家庭”走进社会情境之后发现，在社会上所能获得的身份都是男性固有形象所决定的。
当贝蒂·弗里丹20多年前首次提出“无名之问题”的时候，她所指的是，做妻子和母亲并未让许多女性实现她们所向往的（尽管她们对之知之其少的）生活。[7]弗里丹对此问题的深入分析把她引入有关身份认同和自我的讨论中。“无名之问题”后来演变为“我想成为何人”的问题[8]。弗里丹专门把她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与这一问题相联系。当她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将来的生活会有很多选择，比如想要成为一位职业的心理学家。但是，她后来并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就连自己都不知放弃这个职业梦想的原因是什么。她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逐渐变成了一个住在市郊的家庭主妇，但实际上，她一直以来都压抑着自己生活缺乏目的而产生的那种不安。最终，她挣脱了这个牢笼，承认并面对了自我身份认同这一重大问题，并认识到她需要在家庭之外获得自我实现。
第7章 生活政治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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