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丹清楚地表明，她对个人身份的深深忧虑，恰恰是因为现如今女性有更多选择这一现实。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备选选项多元性的情境下，女性才能认识到，现代文化并没有“满足她们形成并实现人的潜能的基本需求…”[9]弗里丹的著作以对生活投射的讨论作为结论，在她看来，生活投射是帮助女性在之前未曾探索过的公共领域中形成新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她所提出的“女性的新生活投射”预见了诸多后来都成为现实的自助手段。新生活投射包括对个人成长的全情投入、对过去的再思考和再建构（以拒绝“女性的奥秘”而实现）以及对风险的承认。
生活政治、身体与自我
如今，距弗里丹那本振聋发聩的著作首次问世已过去近半个世纪，那些最初似乎仅仅与女性相关的问题，现在都与性别身份认同这一相关现象绑定在一起。性别身份认同是什么？它应该以何种方式表达？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变成了多选题——其范围甚至包括个体是否保持与其出生时相同的（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这种选择。当然，自我身份认同的政治并不局限于性别区分。我们愈发以反身性方式按照普通人的标准来“塑造自己”，“人”或“人类”这些范畴的内涵就愈发引人注目。许多实例都能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当今有关堕胎的争论似乎就集中在身体上，或身体的“主人”对其“产物”的权利之上。但是，有关堕胎的争论也开始关注胎儿是否可被视为人，而且如果是的话，究竟在其发育的哪一具体阶段可被视为人。在这一问题上，与生活政治领域中常出现的问题一样，出现了跨哲学定义、人权和道德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问题。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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