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影响。
小结：生活政治的议程
生活政治问题给现代性的内部指涉体系画上了一个问号。现代制度的解放的影响催生了生活政治的议程，后者则揭示了纯粹依内部标准而进行的决策过程的局限性，因为生活政治又重新凸显了现代性核心制度所体现的那些道德性和存在性问题。此处我们明显感到“后现代性”解释力上的局限性，而这一解释模式又直接源于后结构主义思想。依据这种观点，道德问题在当前社会的情境下已经完全没有意义或与之毫无关系。虽然这一观点确实反映了现代性内部指涉体系某些方面的具体问题，但它未能解释为何道德问题又重新回归生活政治的核心议题地位。对生活政治问题的讨论不应脱离抽象体系的范围，这是因为从各种各样的专家知识中获取的信息对这些问题的定义至关重要。但由于这些专家所关心的也是我们应该如何在解放的社会情境下继续我们的生活，故他们也不得不突出道德性和存在性问题的重要意义。生活政治问题为那些受制度压抑者的回归提供了核心议程。它们呼吁对社会生活进行再道德化，并且使现代性制度以系统化方式消解的问题再度敏感起来。
现在，我们要对前文的讨论作一番系统总结和梳理。生活政治的议程源于现代性的内部指涉体系之延伸，它涵盖了不同领域。第一个领域便是自然。抽象体系对自然的入侵把外在于人类知识和行为的大自然带向了终结。但是，人类极度扩张的对自然的控制（与其他领域一样产生了新的不可预期）也已经达到了其极限。这种情况与其说体现在由此而带来的环境恶化和崩溃中，还不如说体现在重新引入外在于现代性抽象体系的争论的刺激因素上。换言之，被压抑的存在性问题不仅与自然相关而且还与存在本身的道德参数相关，它迫使自己重新回归生活政治的议事日程。当然，这一回归过程不是自动完成的，在日常生活层面以及在集体斗争层面，道德性和存在性问题被人为地重新恢复并推送至公共讨论领域。这些讨论所关涉的具体的道德领域，不仅包括人类应该如何行事以保证自己继续存活于大自然中等问题，而且还包括存在本身应该如何被把握和“被感知”(lived)，而这就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存在的问题”(question of Being)。“自然的终结”引发了许多值得考虑的新问题，这是因为固有的组织领域已经变得非常广泛了。一如其他实质的道德性问题，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它们既提出了颇有分析难度的问题，又设置了两难的道德困境。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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