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一格罗斯指出，在电报出现以前，新闻故事仅描述那些最近发生的身边之事；事件发生的距离越远，其见诸报端的时间就越迟。来自远方的新闻以一种她所谓“地理包裹”的方式呈现。例如，来自欧洲的材料确实是以包裹形式随邮船而来，而且也将以其被发现时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即“一艘邮船抵达伦敦，随之而来的有如下新闻”。换言之，通信渠道和时空差异所带来的压力，直接形塑了印刷类新闻的呈现方式。而随着电报以及之后的电话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引入，日益成为主宰新闻内容的决定因素是事件本身，而非事件所发生的场域。绝大多数新闻媒介都带着一种“特权感”来认知自己所处的位置，这种特权感具体表现为对本土新闻的偏爱，但也仅在事件具备特殊性这一背景下方能产生。[16]
毋庸置疑，电视、电影和视频所呈现的视觉影像创造了可传递经验的本质结构，而这却是印刷品所不能提供的。然而，像报纸、期刊及其他印刷品一样，这些电子媒介既是现代性的脱域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表达，也是形成这种趋势的工具。在现代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作为重组时空的基本形式，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之间的相似性比其差异性更为重要。在现代性条件下，可传递经验所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恰恰体现了这种相似性。第一个特征便是“拼贴画效应”（collage effect)。当事件几乎完全超越场域而决定新闻内容的时候，媒体的表现形式便是把故事和新闻术语并置，但这两者除了“适时性”和“连贯性”之外并无任何相似之处。报纸和电视节目指南均为这种拼贴画效应的重要例证。此效应是否真如某些人认为的，标志着叙事的消失，以及符号与其所指意义的分离？[17]当然不是。拼贴画的确不是叙事，但是大众媒体中不同新闻术语之共存也并非意味着符号的混乱丛生。相反，并排呈现的不同故事体现了转型的时空环境所独具的连贯性次序特征，而在这时空转型中，对场域之限制也大多会消失。当然，这些故事的简单累加并不会构成单一叙事，但它们依赖于（并以某种方式表现了）思想和意识的统一性。
现代可传递经验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远距离事件对日常意识的入侵”(intrusion of distant events into everyday consciousness)，具体而言，即日常意识以一种对远距离事件的察觉而被组织起来。例如，新闻报道中的诸多事件或许被人们视为外在的和遥远的，但是它们经常进入人们的日常活动。可传递经验催生的熟悉性会经常性地制造出“现实倒置”感，这意味着当人们碰到真实的客体和事件时，似乎会感到它们在媒体上比在现实中更为具体。此外，人们在媒体上通常能以平常心态接触日常生活中罕见的诸多经验(例如与死亡过程的直接接触），而若要正面面对这些真实现象则会导致心理上的困境。后文将继续展开对此现象的探讨。概言之，在现代性条件下，媒体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形塑着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得出如下结论，即媒体创造了一个仅包含符号和意象的“超现实”自主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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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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