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认为现代性正处于分裂和离析状态的观点已沦为老生常谈。有人甚至断言，这种分裂标志着社会发展到超越现代性的一个崭新阶段—后现代时期正在浮现。然而，现代制度的统一性特征与其分散性特征均为现代性（尤其是极盛现代性）的核心。时空的“虚空化”启动了建立单一的、无预先存在物的“世界”的过程。在大多数前现代文化（包括中世纪欧洲文化）中，时间和空间与上帝和精神的领域以及“地位的特权化过程”相融合。[18]概言之，文化的多种不同模式和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意识特质共同形塑了碎片化的人类社群。相比之下，晚期现代性则创造了如下一种情景：人类变成了“我们”，面对的却是无“他者”存在的问题和机遇。
极盛现代性及其存在性指标
极盛现代性具有许多特性，包括对“天意理性”（providentialreason）的广泛质疑以及对科技的双刃剑作用的认知，即科技为人类创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指标，同时也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可能性。对天意理性的质疑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著作与思考中，实际上，对反身性的存在性指标的觉知早已在更广层面上变为反身性自身之一部分。生活在极盛现代性所生成的“世界”里犹如驾驶重型卡车般会有力不从心之感。[19]这种感觉不仅仅在于发生了多少持续且深刻的变迁过程，更在于这些变迁往往既不符合人类之期望也不服从人类之控制。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社会和自然环境将会逐渐依从理性秩序的愿景早已无法实现，而现代性的反身性则与此现象密切相连。人类知识若要分析和描述某行动，须得对该行动之环境保持长时性的进入状态，这便创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并为后传统的知识主张增添了循环和易出错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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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极盛现代性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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