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理性认为对事物属性日益增加的世俗化理解会内在地使人类的生存更为安全、更有所益的那种观点带有源自前现代时期命运观的残余。命运的观点或许会带有犹豫的色调，但也总会暗示事件的进程早已以某种方式被预设。在现代性的情景下，传统的命运观点可能依然存在，但更多的时候，这些观点与那种视风险为基本元素的看法不相一致。把风险当作风险来接受，是现代性的抽象体系强加于我们的一种倾向，这意味着要承认人类活动的任何方面都并不遵循一种早已预设好的进程，且所有活动都有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性的特征可被准确定义为乌尔里克·贝克所谓之“风险社会”[20]，其指涉意义远超出现代社会生活引入了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新型危险形式这一事实。生活在“风险社会”，意味着对行动的开放式可能性（积极的或消极的）要抱有一种精打细算的态度，作为全球范围中的个体，我们在当代的社会存在中持续遭遇着上述种种可能性。
由于现代社会活动具有一种尚无内在规律的被条件反射似的动员起来的动力机制，故其本质上具有一种反事实的特质。在一个后传统的社会空间，个体和集体在任何特定时刻都会触及人类行为潜在进程的模糊界限（以及与之相伴的风险)。在这些可能性选项中进行抉择总是一件“仿佛的”事情，即在“可能的”世界之间进行挑选的问题。生活在现代性的情境下最好被理解为反事实的惯常性沉思，而并非一种简单的切换—从作为传统文化特征的“朝向过去”切换至“朝向未来”。
鉴于晚期现代性的极端反身性特征，未来并非仅仅包括对尚未发生的事件的期待。“未来”以一种知识流缓慢进入与其相关的客观环境的形式在当下被组织起来，而正是这一相同过程，经常会以明显悖论的形式混淆上述知识流所昭示的期待。在极盛现代性的制度体系中，未来学的广为流行并非一种异常的偏见，仿佛古代算卦师在当代的翻版一样。实际上，它认为，在风险评估的情境中，对反事实的可能性之考量内在于反身性之中。诚然，从某些方面看，这种观点早已被建构进现代制度之中。例如，从很早时起，保险就不仅与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风险相关联，而且也与个体和集体众多特质的潜在未来相关联。保险公司一方对未来的推算本身即一种风险事业，而要对风险的某些关键方面进行限定则是可能的，不过这在绝大多数实际行动场景中无法实现。对保险公司来说，风险核算通常是非常精确的，而且这些公司一般情况下都会试图排除风险的那种与大样本概率核算不契合的方面，那便是“上帝的行动”。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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