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抽象的哲学层面探究这些问题，与在实际生活中“经历”它们截然不同。在日常习俗有序性之另一面形成威胁的无序状态，从心理学上可被视为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所谓之“畏惧”(dread)—一种被焦虑所淹没的景象，这种焦虑直抵我们那种“存活于世”的连贯性感受的深处。实践性意识以及由它再生产的日常惯例有助于将上述焦虑归类并涵括之，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所蕴含的社会稳定性，而且因为它们在形成一种有关存在性问题的“宛若”情境中所体现出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提供了导向模式，后者在实践层面“回答”了有关存在的框架之诸多问题。这些“回答”的锚定方面（anchoring aspects）是情感性的而不仅仅是认知性的，认清这一点对下文的分析极为重要。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日常生活连贯性中的“信念”可通过对存在性问题提供象征性解读来获得。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获得途径的效度会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相应水平的基本情感承诺（在我看来，其起源大多是无意识的)，意义的认知框架就不会创造那种信念，而信任、希望和勇气都与这种承诺密切相关。
从人类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信任是如何获得的呢？是什么创造了一种能使个体得以历经过渡时期、危机与高风险环境的本体安全感呢？处于现实的存在主义锚定中的信任源自婴儿早期经验，它在情感及一定程度的认知意义上基于对人的可信度之信心而形成。在回应并呼应D.W. 温尼科特（D.W.Winnicott）的观点时，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Erikson）所说的“基本信任”构成了原初的关联（originalnexus)。从这种关联中，朝向他人、他物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情感—认知复合导向模式得以浮现。[3]基本信任的体验是厄恩斯特·布洛克（Ernst Bloch）所说的特定“希望”的核心，并源自蒂利克（Tillich）所说的“存在的勇气”。通过早期看护者爱怜的注意而得以发展，基本信任以一种命定的方式把自我身份认同与他人之评价联结在一起。基本信任认定的婴儿与早期看护者之间相互亲密的关系，本质上具有无意识的社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先于“主我”（I）和“宾我”（me)，并且也是这两者之间任何分化的本原。
第2章 自我：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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