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基本信任与时空在人际的组织状态相联结。对养育者不同身份的觉知源自情感上对“缺席”（absence）的接受，即婴儿对那些今后不再出现在其生活中的看护者之回归抱有信念。基本信任的形成通过温尼科特所说的“潜在空间”（事实上也是一种时空现象）而得以实现，这种空间在距离上把婴儿和主要看护者区隔开，事实上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潜在空间的出现，使婴儿得以实现从无所不能状态向掌握现实原则的过渡。然而，此处的“现实”不应仅仅理解为一个给定的他物，而应该被视为一组通过婴儿与看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经验。
从早期生活开始，潜在空间里婴儿和看护者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习惯和日常惯例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日常惯例、协调性习俗的再生产以及本体安全感之间的重要联系在人们后来的活动中逐渐得以形成。我们从上述联系中能够明白，为何日常惯例中看似较为次要的方面会被赋予加芬克尔“实验”所揭示的情感重要性。而与此同时，日常惯例也表现出其早期与各类准则相结合之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矛盾。一如维特根斯坦所明确指出的，日常活动从来都不会以一种自动的方式进行。就对身体和话语的控制而言，行动者为了能在社会生活中“继续”，必须保持持续的警觉。对习惯和日常惯例的保持是抗击威胁性焦虑的重要堡垒，就此而言，它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现象。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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