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温尼科特所言，婴儿总是“处于难以置信的焦虑的边缘”。娇小的孩童并非一个完全的“存在者”(being)，而是一个“进行中的存在者”(going-onbeing)，他必须经看护者所提供的养育环境方能逐渐成型。[4]通过培养一种“存在感”以及与“非存在感”分离，日常惯例之准则有助于构建一种存在的“成形框架”，而该框架正是本体安全的基础。它包含着朝向他物的诸多方面的导向，这些方面会将象征性残留物注入人们后来的生活中。“过渡性客体”——借用温尼科特的术语—连通着婴儿和看护者之间的潜在空间。这些最初的“非我客体”(正如那些总是与之密切相连的日常惯例一样)，既是抵御焦虑的防护措施，也与有关客体和个人稳定世界之初显经验相联结。过渡性客体先于弗洛伊德（Freud）所说的“现实性检验”（reality testing）而存在，这是因为它们是儿童借以实现从无所不能的控制到操纵型控制的具体手段之一部分。
在我看来，正常环境中儿童对其看护者的信任可被视为一种抵御存在性焦虑的“情感疫苗”—一种抵御未来威胁和危险的保护措施，使人们在以后可能面临令人消沉的境遇时仍能保持希望和勇气。基本信任是一种与周遭行动和互动环境中的风险与危险相关的遮护装置。它还是防护甲或“保护壳”的主要情感支撑，所有正常个体都会借助它们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事务。
就生理和心理健康而言，生命的存续内在地服从于风险。人类行为受传递性经验的影响如此之深，加之人类行动者自身所拥有的计算能力，意味着人类的每个成员（原则上）都可能会被焦虑压垮，令他们焦虑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所暗含的各类风险。那种排除了负面可能使人最终选择普遍的希望态度的“不受伤害”感，实际上源自基本信任。保护壳实质上是一种“非现实”感，而并非对安全的确信无疑：它是实践层面上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涵括，而这些事件则可能会威胁能动者的生理或心理完整性。它所提供的防护措施可能会暂时亦可能会永久地被偶然事件所穿透，而这些事件的发生恰恰表明内在于所有风险的那些负面偶发性都是真实可及的。驾驶员们在途经重大交通事故现场之后难道不会小心翼翼地慢速行驶一段吗？这样的例证（并非以一种违反事实的抽象可能性方式，而是以一种生动的、可触及的方式）表明了驾驶的风险，并因此导致保护壳暂时破裂。但是相对的不受伤害感不久又会出现，驾驶员则因此又会加速。
第2章 自我：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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