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个体都在不同形式的惯例基础上形成某种本体安全之框架。人们依据情感和行为的“程式”来处理危险以及与之相关的恐惧，而这种程式又是其日常行为和思想之一部分。就其对个体安全体系的完整性所造成的（无意识地）可察觉之威胁而论，焦虑与恐惧不尽相同。对此，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对焦虑的分析比弗洛伊德更加有用。[8]沙利文强调，儿童生活很早期便出现了对安全感的需要，并且这种需要“对人类来讲，比源于饥饿与口渴的冲动显得重要得多”[9]。
一如温尼科特和埃里克松等学者，沙利文也强调婴儿早期的安全感源自看护者的培育，他依据婴儿对父母认可或不认可的敏感性解释了上述安全感。早在对他者的不满产生有意识的反应之前，对焦虑之体验便已通过对看护者不认可这一真实或想象的感受形成了。焦虑被理解为一种与他人反应以及与自尊的出现有关的“宇宙经验”。一旦基本安全体系建立起来，焦虑便会影响自我的内核，这也是为何个体难以使焦虑具体化之原因。由于与客观世界之建构性特征相关的自我认知变得模糊不清，逐渐增加的焦虑感便会威胁到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认知。只有依据基本安全体系—本体安全感之源泉—这唯一途径，个体方能体验到与包含着他人和他物的那个世界相关的自我，而这一世界经由基本信任在认知上被组织起来。
焦虑与恐惧（或是对外在建构客体之忧虑）之间的区隔，常常伴随着人们对神经性焦虑与正常焦虑之间所作的进一步区分。[10]然而，如果我们承认焦虑在根本上取决于无意识的活动，那么后一种区分似无必要。实际上，所有焦虑既是正常的也是神经性的：其正常性在于基本安全体系的机制总是囊括催生焦虑之因素；其神经性则在于焦虑“并无客体”，这是弗洛伊德常用的一个短语。焦虑对人的性格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程度，或是在诸如强迫及病态恐惧行为中的表现程度，随每个个体的心理社会发展程度之变化而变化，但这些特质却不随焦虑种类之变化而变化，相反，它们与焦虑之程度及与之相关联的压抑之性质有关。
焦虑实际上根植于一种婴儿害怕与原初看护者（常常是母亲）相分离之恐惧中，这一现象对婴儿来说，既会威胁正在形成的自我的内核，也会在更为普遍意义上威胁本体安全感的内核。对失去的恐惧通过抚养者的时空缺席而形成的信任的消极面—是早期安全体系之弥漫性特征。它进而与一种由被抛弃感而促发的敌意相联系，这种抛弃感是爱的对立面，而爱则与信任相联系催生出希望和勇气。婴儿由焦虑所引起之敌意可被简单理解为对无助的痛苦反应。除非得到控制或引导，否则这种敌意会导致循环式的焦虑，尤其是当婴儿的发怒激起抚养者反弹式的敌意时更是如此。[11]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45
46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