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identification）与投射（projection）构成了克服潜在的循环式焦虑和敌意的主要手段。辨识是具有偏爱性和情境性的—对他者行为的特质或形式的承接，与焦虑生成形式的缓解或降低相关。辨识总是伴随着紧张与不安，既因为它具有偏爱性特征且含有投射机制，还因为它基本上是对潜在焦虑的防御性反应。看护者缺席基本信任赖以形成的时空关系—所导致的焦虑，是辨识得以形成的第一推动力，同时也是以把握客观世界特征为目的的认知学习过程之开始。成为“他者之一部分”，意味着逐渐理解缺席以及“他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义。
鉴于焦虑、信任与社会互动的日常惯例之间存在如此紧密之联系，我们可以恰当地把日常生活的诸多仪式理解为应对机制。这一论断并非意味着这些仪式可以用功能性术语来解释，即不把它们理解为降低焦虑之手段（以及社会互动之手段），而是指这些仪式与人们如何从社会层面管理焦虑密切相连。戈夫曼对路人之间“公民冷漠”现象的观察与卓越分析，有助于维持人们对普遍化信任的态度，而有赖于这种普遍化信任，公共场合中的互动方能顺利进行。[12]这是日常互动中现代性“如何得以体现”的基本构成要素，通过将其与前现代情境中的典型态度相比较，我们便能理解此种现象。
公民冷漠表现了一种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共情境参与者们所形成的隐性契约(implicit contract)，这种契约有关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认可与保护。假设某人路遇另一人，通过有风度之一瞥，发现对方值得尊重，便迅速调整目光以显示自己对对方不构成威胁；对方亦会做出同样举动。在传统情境中，“熟人”与“陌生人”之间有着明显界线，故人们便不具有市民冷漠的仪式。他们或是避免直视对方，或是以一种显得粗鲁或在现代社会情境中会显得威胁的方式盯住对方。
第2章 自我：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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