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戈夫曼所指出的，日常生活中信任与策略的仪式之意义远远超出对自己的自尊或他人自尊之保护(或贬损)。就它们所涉及的日常互动之实质而言经由对身体形态、表情、目光及语言使用的控制，这些仪式触及了本体安全最根本的方面。
存在性问题
本体意义上的安全是指一种在无意识和实践性意识层面回答根本的存在性问题的过程，而所有的人类生活都会涉及此类问题。一如克尔凯郭尔所言，焦虑在一定意义上是与自由相伴随的，但自由并非人类个体之天赋特征，而是源自人类对外在现实与个人身份认同之本体论理解的获得。人类所获得的自主性源自其对传递性经验之范围的拓展能力，即洞悉那些感官带来的直接经验以外的其他物体与事件之性质。把这些都考虑到，我们便可对克尔凯郭尔有关焦虑是“自由的可能性”的描述进行再阐释。[13]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焦虑源自人们超前思考的能力和需要，这要求人们能预见到未来与当下行动现实反向相关的各种可能性。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焦虑（或其相似物）源自一种特定的“信念”，即坚信由本体安全所揭示的他人与他物之独立存在。
在婴儿早期心理发展过程中，其所要“回答”的首要的存在性问题便是“存在”本身，即对“外在现实”之本体论框架的发现。当克尔凯郭尔将焦虑（或单纯的恐惧）理解为“本质存在反抗非本质存在之斗争”(struggle of being against non-being)时，他其实直接指向的便是这个问题。对人类的每个个体而言，“存在”就是拥有本体性的认知。[14]不论这一认知在婴儿逐渐成形的经验中与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认知有如何紧密的相关性，两者之间仍有很大不同。“本质存在反抗非本质存在之斗争”是每个个体永恒的任务，它意味着人们不仅仅要“接受”现实，而且要去创造本体论意义上的参照点，并以之作为日常生活情境中“正在进行之事”的一个必要构成部分。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存在（existence）就是“世界中的本质存在”（being-in-the-world）的一种模式。人类通过“进行”每天的日常生活来“回答”本质存在的问题，他们借助所从事的活动的本质来完成这种回答。一如下文将要提及的其他存在性问题，上述“回答”基本上是在行为层面上展开的。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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