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纯生物学视角来观察，死亡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它仅仅是有机体生理机能之终止。而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相反，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主体性死亡”则是一种“绝对的不确定”，即对某物我们完全无法从本质上加以理解。而人类所面临的存在性问题便是如何接近主体性死亡，“该问题体现在如下情形，即有生命的个体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均被排除在接近死亡的可能性之外，因为他无法在不牺牲自我的前提下以科学实验的形式足够近地接近死亡，同时也无法以科学实验的形式对实验进行控制，故他对死亡只能是一无所知”[16]。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有限状态之存在性界限在焦虑的起源中并不占有显著地位。换言之，无意识的人无法设想其死亡状态，并非出于克尔凯郭尔给出的原因，而是因为无意识的人不具备时间感。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由死亡而引发的焦虑主要源于由失去他者带来的恐惧，并因此与个体在早年间对缺席的掌握直接相连。然而，上述两种解释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本质的，不如说是表面的。因为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主体性死亡”，那么死亡就仅仅是从本质存在向非本质存在的过渡，而且对非本质存在的恐惧变成正处在发育阶段的婴儿的主要焦虑之一。婴儿生存所面临的危险首先便是缺失感或对缺失的预感，即婴儿能感觉到外在的人与物的恒定性取决于看护者所提供的稳定关系。可能发生的看护者缺失提供了一种原初的框架，与自我相关的对死亡和疾病的恐惧便产生于该框架中。在无意识层面上，我们或许可以认定，该婴儿无法设想其夭亡。一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我们所有人都在无意识地以自身死亡之旁观者身份思考着生存问题。但是，人类关于有限性的意识，随着人类对时间范畴的认知性掌握日益增进而形成，并与一种极为基本的焦虑联系在一起。
对人类行动者而言，接受死亡认知在存在性意义上居于中心地位这一观点并非意味着必须赞同作为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学说基础的“真实性哲学”(philosophy of authenticity)。对海德格尔来说，死亡是“缘在”的最深层次的可能性，该可能性在将其自身显现为必然性的同时，也使得“真实的生命”成为一种选择。有限性使我们得以洞悉转瞬即逝的事件的寓意，如果没有有限之界限，这种寓意便不会存在。对有限状态的认知所带来的“良心的召唤”，使得人类能认识到他们“作为面向死亡的存在（beings-unto-death）的时间本质”。海德格尔所说的“决心”（resolve）指的是一种紧迫性，它能使个体感到有必要在时间“耗尽”之前让自己专注于生命进程。[17]海德格尔并非将此观点作为道德哲学而提出，而是把它当作对人类经验之真实性的解释而提出。然而，这种观点在超验基础上却是较难维持下去的。它首先指向一种受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致死之病”困扰的文明，克氏以此概念来指涉人类那种接受死亡作为事实终结之倾向性。[18]虽然源于个体心理发展的那种对有限状态的焦虑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死亡的文化表现却并非如此。宗教宇宙论在提炼和形成来世或循环重生等概念时或许会对这种焦虑加以利用。然而，它绝不会主要靠强调个人存在的短暂性来形成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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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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