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来的社会理论中，有关身体的问题尤其与福柯的大名连在一起。福柯分析了与权力机制相关的身体，尤其重点关注“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在现代性情境中的出现。身体成为权力之焦点，并且这种权力—与前现代时期试图将其彰显于外在不同臣服于自我控制的内在纪律。依福柯所言，规训机制能制造“驯服的身体”。[29]尽管福柯对规训纪律的阐释或许已非常重要，但他有关身体的观点仍需深入分析。他未能分析出身体与能动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从其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他把这两者等量齐观。本质上讲，身体加上权力等于能动。但当将此观点与福柯之前的梅洛一庞蒂所提出的观点以及当代的戈夫曼的观点并置时，它便显得有些不充分和不成熟。对身体保持规训是优秀的社会能动者固有的一种能力，它是跨文化的，而非专门与现代性相联结，而且它是社会生活中行为过程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特征。最重要的是，对身体的惯常性控制，既是能动的一种内在本质，也被他人接受（信任）为个体的一种能力。
身体在能动方面的双重重要性或可用来解释主我与宾我相区隔的明显普遍特征。对身体的有规律的控制是自我身份认同之个人生平得以维持的基本手段，而与此同时，自我几乎恒定不变地将其具体化之表象“展现”于他者面前。同时，处理身体的这两方面特征之需要源于婴儿的早期经历便是身体之整体感(即自我安全地居于身体“中”)与他者的常规性评价紧密相连之原因。戈夫曼所说的“常态表征”(normalappearance）是社会互动的日常场景之构成部分。常态表征即（受到严密监控的）身体的习性，借助这些习性，个体得以在“常态”情境中主动地再生产保护壳。“常态表征意味着个体可以在安全且无损的情境中继续其手头的活动，而无须对周遭环境之稳定性投入太多关注。”[30]这也是前文所描述的“归类涵括”过程在身体上的表现。一如日常生活中互动的所有方面，人们需要极为小心谨慎地控制好常态表征，即使这种谨小慎微在表面上的缺失恰是其重要特征。
第2章 自我：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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