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具体形态的个人也许会无法感知身体之欲望，并且将危险视为仅仅对其他人产生威胁之物。实际上，他们较之正常人更能抵御针对身体的生理健康之冲击，但具备此能力之代价却是在其他方面的巨大焦虑。在此种情形中，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以一种特定方式而形成，这种方式让个体能以中立不干涉、犬儒主义、憎恨或讽刺性的娱乐等态度见证其自身的活动。克尔凯郭尔在描述一种自我对身体之“关闭”状态时，指涉的便是此种现象，即个体的行动似乎处于某种遥控状态。[31]自我之失去具体形态与前章所论述过的现实之倒置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遭受了身体和心理上令人震惊的压力，他们由此体会到了那种身体与自我分离之状态。对他们而言，“脱离”身体之感受—被描述为“做梦般”、“不真实”或“剧中人物般”的情境—似乎早已成为一种功能性现象，使他们得以远离身体正遭受的生理衰竭。[32]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不真实感通常也具有类似形式，其至也可能牵涉了类似的防御机制。自我失去身体之具体形态遂成为一种超越危险及获得安全的尝试。
在更为微观的层面上，失去身体的具体形态，是每个人在紧张的日常生活情境中都能体验到的本体安全被打乱时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分裂状态（splitting）是对危险的暂时反应，而非长时段的分离。在这一点上，认为温尼科特、莱恩和拉康（Lacan）的观点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非异想天开。这是因为，如果拉康有关镜像阶段（mirrorstage）的假设是成立的，那么在想象中把身体视为分离存在之物，便对儿童生长的特殊阶段之自我身份认同形成过程至关重要。直到儿童发育超越了本阶段，其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方能形成；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叙事的出现是上述超越得以完成之手段。于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极度紧张的情境中出现身体分离感这种常见现象便不足为奇了。个体进入了暂时的精神分裂状态，进而从身体正在进行和经历的事中脱离出来。
在更为明显及半永久性的精神分裂人格中，镜中形象与自我在很大程度上能相互颠倒。对能动的体验不再依据身体，转而依附于生平叙事所创造的虚幻世界，并与日常活动所依赖的想象和现实原则之交汇相分离。自我身份认同不再是个人牵涉其中的日常生活惯例之构成部分。事实上，面对他者，个人能感到一种隐身状态，这是由于行动中的身体不再承担“自我之载体”的功能。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经常喜欢玩躲猫猫之类的隐身游戏，而这种游戏也可以在镜前一试。儿童发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消失的玩法，即从镜子面前走开或转移视线不看镜中的影子。这个游戏触及了深层次的焦虑。对自己变为隐身的恐惧与儿童早期和抚养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尤其与担心妈妈离开后可能不再回来这种恐惧密切相关。儿童对自己的消失所作的探索，与其不了解父母不会一去不回密切相关。[33]
第2章 自我：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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