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并没有减少对耗时劳动的需要。因此，在家庭机械化和家务劳动的数量和性质的变化之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有偿和无偿仆人(未婚女儿、未婚姑姑、祖父母和子女属于后一类)作为家务劳动者的消失，以及将全部工作强加给家庭主妇本人，可以说是最重大的变化。美国家庭佣人的比例从1900年的每15户1个佣人下降到1950年的每42户1个佣人。这种减少主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家仆的消失刺激了家庭的机械化，这反过来又可能加速了家仆的消失。
这种家庭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家庭主妇意识形态的重塑。20世纪初，家政科学运动、疾病的细菌理论和“科学母性”观念导致了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的新的严格标准例如，随着个人和家庭清洁标准的提高，洗衣机的引入增加了洗衣量，以满足对清洁的更高期望。人们对养育孩子和母亲角色的重视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通家庭的孩子更少了，但现代以孩子为中心的养育方式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家务劳动开始被表现为家庭主妇对家庭感情的一种表达。公共和私人的分裂意味着家庭被期望提供一个远离异化的、紧张的、技术的工作秩序的避风港，并被期望提供娱乐、情感支持和性满足。满足这些需求的重担落在了家庭主妇的身上。
随着家庭和家务在情感上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按照工业生产的方式来合理化家庭生产变得不可能了。正如考恩恰当地指出的那样，单一家庭住宅的主导地位和相应的小规模便利设施的私有制，并没有遵循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系统和劳动合作应用原则，而是完全不合理地利用了家庭内部的技术和劳动时间:
Doing Domestic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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