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也受到严重侵蚀。旧的工业时钟在离散的时间和空间中调节着我们的生活，公共和私人生活的领域是分开的，而移动设备的持续连接和全球覆盖消除了时区和特定的工作场所。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工作、娱乐、消费和互动，一周和周末的传统时间/空间及其特有的社会关系现在变得多孔。
在整本书中，我一直认为，随着人们对自己及其与他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信息通信技术创造了多种暂时性和日常生活模式。时间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物，脱离了社会地位的物质性和具体化。我们用仪器、工具和技术来制造和测量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的加速必然会加快所有社会领域的步伐。人工制品相对于时间实践的演变方式，关键取决于它们如何嵌入我们的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变迁。
那些让我们感到忙碌的机器同时也解放了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在组织人类事务时拥有更大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多功能性。回想一下我们对智能手机的讨论，这是一种典型的时空压缩机制。它不仅节省和消耗时间，还转换了线性的、顺序的时间逃逸，而且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我曾论证过，“苦”的体验有多种形式，取决于时间性的哪个方面被挤压。随着双职工家庭的增长，时间混乱的问题，与他人协调共同社会实践的困难，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积极拥抱和挪用手机，以微协调和同步他们繁杂的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通过软化日程安排，使时间更加灵活，这些设备为缓解这方面的时间压力提供了独特的技术。
事实上，我已经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都成了网络农奴，被技术束缚的工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在第4章中，我考虑了当代工作实践、工作时间和技术人工制品的物质性之间的复杂纠缠。我指出，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庞大的电子邮件流量，都无法推动工作速度。工作负荷过重的人无法接触到
Finding Time in a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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