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文化”或“可口可乐文化”等流行语，并不能准确反映文化的实际动态。麦当劳是改换名称从而更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投射出的映像，这种映像掩盖了实际情况。世界上的中餐馆可能比麦当劳连锁店还多；在巴黎，人们吃寿司可能比汉堡包还多。西方现代餐饮也经常引入亚洲美食元素。在亚洲，麦当劳充其量只是当地美食的一种调剂，就连供应的餐食也必须适应相应国家的饮食习惯。来自美国的不只麦当劳，还有融合食物或融合料理。这是一种混合菜肴，应用了超文化下的多种香料、食材和烹饪形式。这种超料理(Hypercuisine)并没有削弱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不会盲目地把所有东西都“一锅炖”，相反，它要依靠差异，并创新形式。由此，超料理创造了一种多样性，一种在一味保持地方菜肴纯正性的情况下无法产生的多样性。因此，全球化和多样性并不相互排斥。
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在《社会的麦当劳化》(Die McDonald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中将麦当劳抬举为世界合理化的密码。[23]也许，世界上许多生活领域都被效率、可计算性或可预测性等合理化命令控制。然而，这些合理化命令无法消除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口味，或者说无法消除香料和气味的多样性。全球化不等同于合理化。出于对多样性的恐惧，柏拉图曾谴责香料的使用和西西里岛食物的多样性。但是，文化不会遵循逻辑，它比人们认为的更加不可计算、不合逻辑。强制统一和认同不会成为全球化的推进力量。超文化性(Hyperkulturalität)正展现出倍增效应(vervielfälti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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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