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廓清了丰盛社会中暴力的基本问题(而且，间接地廓清了所有反常、抑郁或弃世的征象)。这种暴力，根本不同于那种由贫穷、匮乏、剥削滋生的暴力—这是曾经被需求的总体积极性取消、掩蔽、删除了的欲望的消极性在行动上的突然表现。这是突然出现在人通过满足获得的与其环境的恬静平衡中的一种双重性逆模式。这与生产性/消费性相反，是破坏性(死亡的冲动)的体现，对它而言将不会受到官僚结构的欢迎，因为那些结构是归属于一种计划满足程式的，因而是归属于一种积极制度体系的。然而我们会看到，正如存在着消费范型一样，社会暗示或提供一些“暴力范型”，由此想方设法对这些爆发力进行引导、控制并求助于大众传媒导向。
实际上，为了防止这种由欲望双重逻辑的割裂，即由象征功能的丧失而积累起来的隐忧，演变成混乱和无法控制的暴力，社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着作用：
1.一方面，它试图用不断增多的关切要求如角色、功能、无数的集体服务等来消化这种忧虑人们到处喷洒镇痛剂、微笑、负罪感消除剂、心理润滑剂(这一切都像洗涤产品中的洗涤剂一样)。这都是些能消化忧虑的酶。人们还兜售安定、轻松、迷幻、各种精神疗法。这都是一些没有尽头的任务，作为永无休止地生产着满足的丰盛社会，在这一任务中还要耗尽资源以生产那针对这种满足引起的忧虑的解毒药。用于安抚丰盛病患者焦虑的满足的预算负担越来越沉重，可以把它与那由于增长的负面影响(污染、加速的淘汰、混杂、自然财富的短缺)而造成的(无法计算的)经济赤字相比较，且毫无疑问它远远地超出了它们。
- 社会可以尝试——而且它系统地这么做了——对这种忧虑进行回收使之成为消费的重新推进器，或把这种负罪感和这种暴力回收成为商品、可消费的财富或区分的文化符号。于是有了一种负罪感的精神炫耀，这恰是某些团体的特点，即“交换价值/负罪感”。亦或那种“对文明的不适”也和其他东西一起被拿来消费了，它被重新社会化成为一种文化镶边和集体愉悦，而这只能令人更加深刻地陷入忧虑，因为这种文化消费变体等价于一种新的审查并重新导入了这一程式。无论如何，这里的暴力和负罪感都被一些文化榜样大众传媒化了，并且重新转向了我们开头谈到的被消费了的暴力。
第三章 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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