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调节机制有力地发挥着作用，但仍然不能成功地扭转丰盛朝着暴力转向、进行颠覆性转变的关键程式。另外，像所有批评者所作的那样，对这种暴力的“命定性”、这“乱糟糟的局面”、潜在的社会及道德预防或者相反家长式的宽容(“年轻人是该发泄发泄”)，对这一切进行指责或抱怨都是毫无用处的。某些人怀念那个“暴力还有意义”的时代，怀念那战争的、爱国的、激情的、合理的、好的古典暴力，说到底—怀念由一种目标或原因认可的暴力、意识形态的暴力，或者个体的、反抗的、尚能反映个体美学并能够被看做一种艺术的暴力。每个人都会想方设法使这种新暴力回归到一些古典范例之中并用一些现成疗法来处理它。但必须看到，这种暴力本身不再是历史的、圣化的、礼仪的或意识形态的，因而它并非个体独特单纯的行为，必须看到这种暴力在结构上是与丰盛联系着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可逆转且总是迫在眉睫，对每个人都如此具有慑服力，无论他们如何看待它:这是因为它就是扎根在不断的增长和满足的进程本身之中的，而每个人都被卷进了这一进程。在我们被暴力包围及被消费了的宁静封闭的世界中，在每个人的眼中，这种新暴力偶尔会重新获得一部分已丧失了的象征功能，尽管转瞬间它又会重新蜕变为消费物品。
塞尔吉·朗茨(《无情追捕》)：这部影片的最后几幕是如此野蛮，以至于我平生第一次颤抖着双手走出影院。在纽约那些正在播放这部影片的影院中，相同的场面引起了一些失去理智的反应。当马龙·白兰度扑倒一个人揍他时，一些疯狂的、歇斯底里的观众站起身来叫喊:“杀了他!杀了他!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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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