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拿断片的重要性超出其作为黑格尔后期体系的早期征兆的意义或作为斯密影响青年黑格尔的证据的意义。它们作为其理解社会总体辩证法的努力，具有独立的地位。当卢卡奇和哈贝马斯(J.Habermas)阐述耶拿时期体系化成果与成熟体系之间在质上的不同时，他们是正确的。②这个早期著作与晚期著作相比从某种程度上讲，在社会结构诸规定性的辩证发展上更具批判性，也更接近唯物主义。特别是，“需要和劳动的体系”被赋予基础性的建构地位，而这是《法哲学原理》所缺乏的。基于此，首先探讨黑格尔耶拿时期接受经济学的尝试是有启发性的。③
黑格尔哲学与精神(spirit，Geist)的发展有关。“精神”是黑格尔为克服主观与客观二元性的意识形式所提供的标识(label)，并且黑格尔相信精神要实现于世界、社会生活和具体化于其中的社会意识的确定形式中。他的目的是证明社会生活可被经验为整体(whole)，并且在经过人们所从事的各种角色和活动后也不会分裂，因为总体(totality)被建构为差异中的统一。这种意识建立在某些关键中介基础上。
在黑格尔建构哲学体系的初次努力中，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activity)。根据卢卡奇，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挖掘出从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劳动概念的可能性”①。我们也将看到，黑格尔与斯密一样，没有以体系性的方式区分劳动分工的两种不同含义。马克思批判斯密，并清楚地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与由贸易所中介的制造业之间的社会分工。②但是，黑格尔在他的讨论中却混淆了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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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
①JS1，323=248；JS3，224=121。可以看出，黑格尔引用的是由巴塞(Basle)编辑并出版于1791年的《国富论》英译本而非德译本。他在其图书馆中做了拷贝，据推测他当时在伯尔尼(Berne)做家庭教师。N. Waszek,“Theorigin ofHegel's knowledgeof English”，1983.然而，我们不能像卢卡奇那样精确地推知，当时的黑格尔在经济学上只是斯密的门徒：他对自由公司体制采取了更审慎的态度，并且他评论政府有对斯图亚特的影响进行干预的需要。关于斯图亚特，黑格尔曾写过一个早期手稿，现已遗失。
②G. Lukács,TheYoung Hegel，1975，PartⅢ，Chapter5(题为“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经济思想”)。J. Habermas,Theory and Practice，1974，Chapter4(题为“劳动和相互作用：评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
③应当指出，马克思没有看到黑格尔前现象学的耶拿体系，因而也就谈不上受其影响。本哈比(S.Benhabib)不准确地引用了这个材料，以证明马克思“在现代交换诸关系的结构上受黑格尔思想的恩惠”。S. Benhabib,“Obligation，Contract andExchange”，1984，p. 300(but cf. p. 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