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去参考第123节是有启发性的。因为在那里，黑格尔谈及被描述为特殊人们的主体可能超越他们被给定的需要而对要被追求的幸福或福利概念进行概括的方式，但是，“在这种观点上，思维还没有在意志的自由中来掌握意志，而是把意志的内容作为自然的和现成的东西加以反思”(第123节)。
现在，在“伦理”的更统一层次上，黑格尔向我们表明，这个主体，加之它的意愿和它所提供的内容都是以社会的方式被建构的。然而在市民社会的要素中，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整体向特殊性的分化，即形式与内容的分化。这意味着，这个“人”的社会化特征在这里尚未被认识到。尽管我们知道他的需要和利益是以社会的方式形成的，并且尽管他的单一性(individuatedness)建立在社会诸形式基础上，但他仍然将自身视作自我持存的，并将他的需要视作既予的。这些需要对他而言如果不是自然的，也至少是“第二自然”。
黑格尔讨论中的歧义产生于如下事实，即由于需要的体系作为“市民社会”内在要素的地位，所谓“人”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个人(bourgeois man)。对满足需要过程的讨论表明，如下两点是被假定的：这种具有需要的人与他人是分离的，并且社会整合通过自我逐利和个人之间诸关系的抽象集合而实现。(第190～192节)黑格尔以让我们联想起斯密的术语对此进行了描述：“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第199节)
正是在讨论“需要的体系”的语境中，黑格尔以赞赏的口吻提及政治经济学的成就，援引斯密、萨伊和李嘉图的观点。他说道：“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第189节附释)它表明，即使在个人交易由私人对相关部分的利益的认知所引导的偶然性中，普遍规律也是存在的。黑格尔评论道，存在这些必然性似乎难以置信，“因为看来一切都是听从个人任性摆布的”(第189节补充)。他说：“这里所要发现的这种必然性的东西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了规律。”(第189节补充)它表明，潜在联系是存在的，在各自领域中明显任意的事件是以体系性的方式联系起来的。
第9章黑格尔的价值形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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