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种推理存在某种非常抽象的东西。说私有财产制度是分配物品的非理性和不公平方式并指出需要在所有权和交换的当前制度下只能得到无效率和不稳定的满足，是一回事；在当前制度下从书店里拿走书籍而不付款，则是另一回事。为了形成关于另一种制度该制度作为对当前制度下诸行为的直接合法性证明的相对优势的信念，就要表现得好像诸行为是独立于它们的制度环境并由自由选择的规范来评定的一样。偷书贼无法避开如下事实，即这种行为的社会环境将之视作偷窃。这种行为尽管具有对财产的否定形式，但却不意味着财产制度的重建，它只是社会规范的抽象否定。因此，它的社会意义实际上是由制度决定的。因而，捍卫这种行为就是要捍卫如下命题“偷窃是对的”。通常的康德主义观点现在是适用的：并不是所有人都靠偷窃生活，因为那样的话就没有人会去生产被偷窃的东西了。偷窃不能改变社会现实，相反，它逻辑地和物质地寄生于既存制度中。只要不能以所提及的方式得到理性的证明，这种行为的反社会后果就不能被忽略。书店也许由于净亏损而被迫倒闭。无论犯罪行为的理由是什么，总的结果是助长了不安全。甚至在制度继续存在的地方，必要的安全措施也降低了服务的质量。
第11章 谁的理性？ 谁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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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并不是个新问题：克鲁泡特金(Kropotkin)不得不写一篇关于“无政府主义道德”的说教，因为一位在英国经营商店的无政府主义者发现他在运动中的朋友全部都是私有财产的强烈反对者并将拿走东西而不付钱视作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