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些社会研究者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呢？他们的根本目的是道德教谕。他们的目的和佛陀、孔夫子、希勒尔（Hillel）、耶稣的目的相同（同理，和D.H.劳伦斯的目的也一样）。诚然，社会研究者很少鼓吹自己的知识建立在神圣经典不可争辩的基础上，更不会声称自己以神的启示为根基。然而，我们绝不能被布道者和社会研究者方法上的区别蒙蔽了眼睛，也不能受表面上差别的欺骗。我想说，像凡勃伦一样，说耶稣是精明的社会学家，这并没有亵渎神明的意思。事实上，耶稣关于富人、骆驼和针眼的教诲，就是凡勃伦《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最好的小结。作为社会研究者的耶稣和凡勃伦的差别在于，凡勃伦要啰唆一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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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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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戏剧家。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提倡“为艺术而艺术”，著有《认真的重要性》《少奶奶的扇子》《道林·格雷的画像》，晚年长诗《瑞丁监狱之歌》揭露了其中的非人道待遇。
2 伊夫林·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国小说家，擅长讽刺上层社会流弊，著有《衰落与瓦解》《邪恶的肉体》《荣誉之剑》《旧地重游》等。
3 巴德·舒尔伯格（BuddSchulberg，1914—):美国好莱坞剧作家，奥斯卡奖得主，作品有《在滨水区》《码头风云》《什么使萨米逃走》《醒着的梦》《聪明的糊涂和糊涂的聪明》《我喜欢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人》。
4 克里斯托夫·拉什（ChristopherLasch，1932—1994)：美国社会学家，著有《自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