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怕死，来自稳定家庭的儿童重视功课且成绩很好—诸如此类的事情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有人偏要宣告它们是科学研究的“发现”；原因就在于他们把社会研究当成了科学。于是，社会研究者就可以把自己当成科学家，也可能被别人看作科学家，没有偏向、没有价值观、没有背负纯主观意见包袱的科学家。于是，社会政策就可以宣称是建立在客观判断的事实上了。在技术垄断论的支配下，认为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分校读书不道德，那是不够的，用《黑孩子》(BlackBoy)、《隐身人》(InvisibleMan)或《下一次的烈火》(The Fire NextTime)做例子是没有用处的。你必须向法庭证明，标准化的学业和心理测试揭示：黑孩子的成绩比不上白孩子，他们觉得分校读书受了侮辱。在技术垄断论盛行时，你可以说，容忍无家可归的现象是不道德的，是堕落，但仅仅在嘴巴上说说还不够。如果你请法官、警察或官僚主义者去读《悲惨世界》(LesMiserabbles)或《娜娜》(Nana)，他们不会搭理你，甚至请他们读《圣经》你也会劳而无功。你必须要用统计数字证明，无家可归的人既不幸福，也消耗经济。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狄更斯、韦伯、马克·吐温、马克思等等，都不是合法知识的分配者。他们都有趣，都值得读；但他们是老古董。至于“真理”，我们必须要转向“科学”求教。这自然引入了我所谓唯科学主义的要害问题，我们要看看在技术垄断论情况下唯科学主义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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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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