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学校和家庭仅仅是信息控制制度的三个例子，它们构成文化的信息免疫系统。另一个例子是政党。我在一个民主的家庭里成长，父母的教导非常明确，应该给政治事件和政治评论赋予特定的价值。父母的教导未必需要清晰的论断。他们的言传身教由理论衍生而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理论是：人们需要保护，因此他们就必须和政治组织结盟。我们对民主党忠心耿耿，因为它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利益，我的家人、亲戚和邻居都属于工人阶级；只有一位叔叔例外，他是卡车司机，但他每次都选共和党，因此被认为是傻瓜和疯子。共和党代表富人的利益，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共和党对我们工人阶级是不关心的。
这个理论澄清了我的家人评判信息重要性的感知和标准。其一般原则是，民主党人提供的信息总是受到认真对待，而且很可能是真实而有用的（来自南方民主党人的信息是例外，他们有助于我们选举总统，但由于他们特有的种族理论，所以除了选举之外，我们从来不会看重他们的意见)。共和党人提供的信息是垃圾，其有用之处只在于证明，他们多么专注于为自己谋福利。
我不准备断言，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至于有人指控它失之过简，我的答辩是：一切理论都是过分简约的，至少会导致过分简约的后果。法治是过度的简约。任何课程设置也是过度的简约。家庭关于儿童的观念同样是过度的简约。这就是理论的功能过度的简约，目的是帮助人组织、掂量和排除信息。理论的威力就在于简约。同时，理论的弱点也在于它过度的简约，面对新信息的攻击，理论是脆弱的。任何理论得到过多的信息支撑时，这些信息基本上就失去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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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