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本章的其余部分塞满类似的统计数字和研究结果。也许，以下的警告是美国的医疗实践的最佳总结。美国内医学会会长戴维·E.罗杰斯在一篇致辞里说：
我们的干预更加透彻，却更加昂贵、更有风险。今天，经过三天的门诊之后，一位长者蹒跚步入医院，可能身体虚弱、不知所措、身体脱水、由于稽延而病情加重—这样的一幕并不异常。在医院里的前48小时里，一连串令人吃惊的化验和X光透视，已经使他精疲力竭了。[4]
凡是熟悉美国医疗的人，对这一切不会感到丝毫吃惊，因为大名鼎鼎的美国医学的特点是“富有进取性”。问题是为何形成这样的特点？这里有三个互相关联的原因，它们全都和医疗器械的强制使用有关系。第一个原因和美国国民性有联系，我曾经指出，这样的国民性非常亲近技术霸权。在《医学与文化》里，琳·佩耶尔对美国医学的进攻性做了这样的描绘：
过去好似无限量的土地资源产生这样一种精神：只要征服自然环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只有多用诊断手段寻找病因，并进行大胆的治疗，疾病才能够被征服，最好的办法是排除各种病因而不是增加患者的抵抗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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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