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普曼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英国和美国政府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创造出“参战意愿”。他们展示了一种简洁易懂、黑白分明的刻板成见供人们去理解战争，倾举国之力全面宣传这样的观点，然后防止那些对与战争相关的事持赞同态度的人接触到反对见解。制造“公众舆论”如此容易，以至李普曼对于民主依赖公众舆论这个观点一直持有悲观态度。
美国司法系统中一些显赫的进步人士同意李普曼的观点，他们看到了政府粗暴对待德布斯等持有不同政见者的做法，开始谨慎思考政府在进步主义名义下所做的种种事情。最先表达自我观点的人中就有著名的下级法院法官利恩德·汉德(LearnedHand)，他是战争期间根据《反间谍法》驳回上诉的少数几个法官之一。29“一战”结束后，随着各级检察官继续以持有不同观点为名逮捕、关押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最高法院中最为突出的进步人士霍姆斯(Holmes)大法官与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Brandeis)大法官经历了一场转变。以雄辩口才而著称的两位大法官在一系列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之中提出要在美国宪法中加强言论保护。布兰迪斯大法官在1927年写了一首赞歌，来缅怀自己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的协同意见书中提出的言论自由的价值，就好像在为最高法院在“一战”期间的所作所为道歉一样。
那些为我们赢得独立的人相信，政府的终极目标是让人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且在执政中，议事力量应高于专制力量。他们认为自由的价值在于，它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他们相信自由是幸福的秘诀，而勇气是自由的秘诀。他们相信，随愿思考、随想言论是探索和扩散政治时事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自由言论和集会的权利，任何讨论都无济于事；有了这样的权利，讨论可以在一般情况下充分地防止人们受到恶意教条不断扩散所带来的危害；自由面对的最伟大的威胁就是一个迟钝的人；公共讨论是一种政治责任，这应当是美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原则。30
第3章英国政府的“一战”动员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