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其他人的反应几乎与此对立。他们对政治宣传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不是感到震惊无比，而是热情澎湃，认为自己得以一瞥最伟大的机遇。其中就包括维也纳裔年轻人爱德华·伯奈斯(EdwardBernays),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侄子。身为美国居民，他在“一战”打响时只有24岁，当时以新闻记者为职业，后从事广告宣传。为了创造宣传机会帮助自己的客户，伯奈斯直接运用了自己叔叔的理论，即人类本性由无意识欲望驱动。[据传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用自己的《一般讲座集》(GeneralLectures)向他换了一盒雪茄。]在“一战”期间，伯奈斯像许多新闻记者一样加入了克里尔的公共信息委员会，而且与李普曼相似，他也产生了民主无用的想法。但是与李普曼不同的是，伯奈斯根据经验总结，相信需要采取“开明式操纵”的方法。他写道，否则公众“会很容易投票支持错误的候选人或想要错误的事物，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上层的引导”。在他看来，“在民主社会中，有意识、明智地、有组织地操纵大众的习惯与见解是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真正让伯奈斯感到激动无比的是出于商业利益进行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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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