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期回忆道，“我坚信，如果你们可以为了战争运用政治宣传，那么你们毫无疑问也可以为了和平这样做”。他自称为“公共关系之父”，在自己接下来富有影响力的职业生涯中致力于运用政治宣传技巧帮助商业客户。用他的话来说，战时的宣传胜利“让各行各业中少数智者见识到了组织化运用公众思想所能实现的种种可能”。31而“商业领域提供了生动的案例，证明了利益集团带给公众的这种效果”。
有了政府的宣传活动来证明大规模广告活动所能取得的成果，美国商业界很快被伯奈斯的热情所感染。英国和美国政府将广告用于实现官方的目标，但是其中有一点为这种做法洗刷了恶名。由于用于高尚的公共事业，这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一种欺骗行为中的道具。“广告已经赢得了资格，”广告行业杂志《油墨》(Printer'sInk)总结道，“成为一种重要的战争手段。”32
“一战”中的失败者同样也见证了英美政治宣传的成果，而且也是从中汲取经验。入侵比利时的德国主要将领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Ludendorff)反思道：“在敌人开始进行政治宣传前，我们势如破竹。”另外一位德国老兵虽然身在狱中，但是仍然写了一篇短文赞赏英国政治宣传“不可思议”，言简意赅地表达了“爱与恨、对与错、真与假相对的消极与积极的概念”，为此“绝对不容许权宜之计，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人们产生一定的疑虑”。这位崇拜者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认为，如果能有机会，他能做得更好。
第3章英国政府的“一战”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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