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的作川及与来白经济基础的社会强制形式的关系，是由葛兰西(1929一1935)发展出来的。在他的批判中，革命领袖讨论了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它们在阶级关系的再生与演变中的作用。他指出，这种辩证关系并不是机械的或预定的，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开放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加强的胁迫趋势可以通过反权力形式的发展、社会斗争实践以及社会解放进步进行具体对比。在他的政治策略中，他坚持上层建筑的作用，强调经济基础的改变。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总体颠覆战略的组成部分。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些斗争在经济领域不产生影响，那么它们的革命作用将仍然是有限和无效的。
毫无疑问.这种辩证观点对权力的经济辩论没有影响。但是，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下，葛兰西的贡献也并不总是得到准确的发展，有时还会导致过度强调上层建筑，并将经济基础的辩证性淡化。
在马克思主义一-葛兰西思想中，剥削的逻辑关系是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和超结构)中权力的本质或非必要形式的关键。这不是关于机械生产模式的先验假设。它不是一个上层建筑，而是正如一些对马克思的批评者所主张的，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胁迫力量进行本体论调查的结果。
从理论上讲，即使仅通过再现其调节结构，权力系统也可以自我复制，而没有任何约束结构。例如，道德、宗教或文化实际上可能为代理人的主观偏好和解释框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以便引导他们的选择和行为，再现社会中存在的不对称性和同质性。然而，这些(上层建筑)权力系统的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后果。因此，当资本主义实际发展时，它们必须与规范剥削进程的胁迫共存。即使资本主义已经存在，它们自己的发展也因此在资本规律下发生了转变。像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它们被归入资本。在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它们可能发挥重要的强制作用，但只有考虑到它们与资本主义强制的具体形式的相互作用时，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作用。相比之下，作为纯粹的自主力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它们根本就不是必需的。
第六章 作为权力运转的资本主义/
119
① 除马克思主义之外，制度学派特别研究了权力关系塑造个人目标和解释框架的机制。加尔布雷斯(Galbraith，1983)分析了三种形式的权力：“权力是威胁的结果”“补偿性”(权力是通过奖励获得的)和“条件化”(权力是通过改变个人的信仰行使的)。前两者在给定的偏好和解释框架内运行.第三种则转变为主观因素。达格(1984，1989)着重于研究企业将其价值观和文化强加于社会的过程。在经济辩论之外，这个问题是由克莱因(2000)提供的丰富的实证证据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