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方法不能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科学问题。问题不在于解释具有自然交换倾向的孤立个体是如何决定互动，并最终建立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是发现各个阶级社会的特定的社会胁迫形式，以及对剥削关系的通行模式进行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其说是寻求共性的力量和它们的历史原因(如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性或有限理性).还不如说我们必须发现某种形式的胁迫是资本主义剥削过程的必要条件。
为了捍卫方法论个人主义，人们可以想象一种科学劳动分工，根据这种分工，应该可以以方法论的形式来研究现有的社会胁迫形式。从数学上来说，如果社会胁迫和个人权力被附加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方法论的结果就可能要加在一起。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其偏好性，而不存在误导性：社会胁迫和人际交往的权力会并肩存在，但一个人绝对不会影响或者调节另一个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将是自然的补充，每一个都遮蔽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不幸的是，社会胁迫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并不存在其他关系。因为它们不是独立的个体，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相反，它们是严格的相互依存和辩证的关系。社会胁迫通过大量的人际权力关系进行运作，并被这种关系复制。人际权力的存在形式反过来又表现为社会普遍存在的胁迫。这是我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研究社会胁迫和权力关系的出发点。
马克思对资本和权力的批判
发展社会胁迫和人际交往能力的辩证关系的尝试引发了一个方法论问题：在研究社会胁迫和人际权力之间，哪一方面是正确的、简单的或最便捷的？和马克思一样，我不认为可以选择方法论为这项研究提供便利。相反，它必须在本体论上得到辩护。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的想法是通过讨论由资本积累产生的权力形式和胁迫，来发展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从本体论出发，马克思清楚地区分了“社会总资本”和其得以形成的众多“个人资本”。正如我们在对竞争的批判中看到的更多细节一样，它们都不是纯粹的抽象。它们都存在于现实中，问题在于理解它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是如何辩证地发展的：社会总资本的发展是如何将其逻辑强加于其单一组成部分的发展之上的，以及个人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具体地改变社会总资本的范围和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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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