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1925一1935)解释说，“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因为“没有任何人类活动可以排除任何形式的智力参与”。因此，他的批评不是关于知识分子，而是关于这个职业范畴的社会功能。在革命战略中，关键问题在于创造出一种“新的知识分子阵营”，其形式主要有“积极参与实际生活”、参与群众的社会斗争、表达社会运动的感受等。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对传统知识分子及其内在的保守主义发挥革命作用。
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在阶级关系之外发展起来的，并且会在不同的阶级文化和实践之间产生公开冲突。没有意识形态的抵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容易占上风，成为全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甚至主流阶级也会用统治阶级的利益来认同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在葛兰西资助的周刊(L’OrdineNuovo)的标题下，有一个口号“教育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所有的智慧。激励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所有的热情。组织你们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们所有的力量”的原因。
对于葛兰西来说，“文化霸权”不是自由竞争文化的结果，而是阶级斗争双方的政治策略。
科学家的善意或恶意是无关紧要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兴起是这个霸权主义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特征。把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变为主流经济学，也是文化霸权在科学中发挥作用的体现。这些项目并不是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排除在他们所定义的严谨科学之外。由于科学的严谨性和中立性，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假装比马克思飞得更高。如果不理解这只是他们霸权进程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就会显得科学中立。
后瓦尔拉斯激进派不仅错过了他们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还甚至不理解他们实际上扮演的政治角色。在他们的“中立”权力观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力符合工人的利益，客观上的需要(对资本和其主人)加快了工人的步伐和整体努力，这仅仅是为了后者的自身利益。这是左派经济学家在撒切尔和里根开始新自由主义计划时所肯定的。
虽然后瓦尔拉斯主义者可能相信他们的学术成功只是科学问题，但是当学术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中大学的社会和经济功能相联系时，就会出现一种更为线性的解释；这种做法的吸引力不一定在于自称的科学优势，而是在于它能够将更激进的资本主义批判纳入新自由主义文化和政治的更便利的框架之中，从而使其免于一切颠覆性和革命性内容。
第七章 结束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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