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兴起之前，鲍尔斯写了一篇题为“作为权力仆役的经济学家”的文章，他在文中讨论了“社会关注经济学家的巨大可能性”，如果他们决定与社会运动合作，并批评“传统经济学家”，那么他们将分为两类：一类是“工程师”新凯恩斯主义者和其他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来为大型企业合理化生产和扩大利润。另一类是“牧师”，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扮演了一个稍微有用，但是没那么重要的意识形态角色，他们的作用是混淆社会问题的根源，将不平等和层次结构定位在人的本质(偏好)或者自然状态(技术)下，从而否认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可能性。
经济学家很难在这些不同的角色之间进行选择。只有基于工人努力自发最大化的权力理论，并且在经济效率的原则下，才能期望两者兼得。
重新定位斗争
资本主义作为权力制度或一系列人际关系的概念—无论是通过权力还是通过竞争——对经济研究和政治斗争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法。
在第一个概念中，研究和斗争的方向应该是改变制度、约束和调节结构以及强制机制。协会和集体行动是反权力的物质基础和对比竞争的方式。社会和政治斗争威胁着资本主义势力。工人的团结是个体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的联合是改变工作场所和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具体方式，更普遍地说，被压迫者的联合是对抗和废除压迫的方式。
在第二个概念中，权力是个人的问题。权力关系是旨在从交易方获得特权的个人选择。这是一种分裂、不团结的个人策略。工人联合会只是一种垄断形式，反权力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整个理论框架只不过是把“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作为一个永恒的真理，甚至没有把它看作一个阶级策略。恺撒(Caesar)关于分裂的名言不再被视为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暴政策略，而是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
从这些普遍的差异出发，让我总结一下。我在抵制和反对资本主义权力制度的政治问题上有一些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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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