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希望实现阶级斗争的终结：阶级斗争在这种方法中简直荒谬。首先，在瓦尔拉斯本体论中不存在阶级关系；其次，斗争的概念与这种方法无关。
当然，社会阶级可以作为任何微观经济模型中的统计总量被引人，但不能在本体论中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ch.1)认为“迄今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则认为这是和谐社会的历史，而且是根据帕累托改进而演变，碰巧上升到人际关系。
在这种方法下，即使是集体行动也成为个人的问题。再次引用激进的后瓦尔拉斯主义领导人的话：工资不仅是执行手段，也是通过集体行动赢得的奖品。例如，将种族、性别或族裔差异排除在外的一组工人可以提高工资(鲍尔斯和金蒂斯，1990，p.197)。
在这个框架下，工会首先不是抵制资本的手段，而是在资本主义斗争中打败其他工人的策略。集体行动不是获得解放的做法，而是歧视的原因。面对来自阶级、种族、性别和民族关系的许多权力和压力，瓦尔拉斯之后甚至没有人试图解开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并最终建议如何与多种形式的压迫做斗争。相反，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斗争方式，在这个斗争中，受社会歧视的群体在其他受压迫的群体中发现他们的敌人，而不是他们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即资本。
根据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的观点，集体谈判、罢工、占领和在阶级斗争历史中的其他所有做法都是非理性行为和对共同利益的侵犯。将社会的真正转变归因于学术方法显然夸张了。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工资、集体谈判权和工人权利(包括斗争权利)的直接攻击正是这样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实施的：不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而是作为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技术解决方案。
这种做法的结果显然是，只有明确抵制这些过程的尝试才能成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因此被谴责)，而过程本身显得自然且经济有效。如果在一个国家要工作40～45个小时，这是技术性事件，是国际竞争力强加的外部条件，每个人都应该迅速适应。但是如果工人为了缩短工作时间而进行斗争，那就是无效率的，会损害整个国家。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从阶级斗争中消失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在方法上排除了一般的斗争。的确，在这种做法中，系统被视为会自动改变并假定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的愿望，因此通过斗争改变它既不合逻辑也不可取。
在后瓦尔拉斯的框架中，问题是在现有的规范和约束条件下定义一个最优策略。但是，这些规范和约束的转变问题是无法提出的。社会不对称不仅未被否认，而且被视为应当，个体理性被定义在这些社会不对称中，显而易见的结果是革命实践—一或者简单地说，试图改变现有的不对称—显得非理性。在现有的规范和约束条件下，这种方法建议工人为自己着想，当他/她的同事罢工时去工作.甚至与他/她的同志分离，成为资本家的特殊合作者。这就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的工人理性。
第七章 结束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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