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者采用新古典主义方法(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条路线之前，对资本家在工作场所的利益的科学辩护并没有隐藏在帕累托最优和次优解的问题后面。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工作中付出更大的努力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抵触。
1911年，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他在书中研究了如何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以及如何从他们的劳动力中榨取得尽可能多，其对政治和科学辩论的影响是明显的：他的工作不仅受到资本家的赏识，而且也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科学管理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新的大学教育学科和专业学术期刊。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这一管理方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受到了公开批评，即所谓的劳动过程辩论的发展。
泰勒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完全意识到他的财富是由于他有能力把科学放在为资本主义的服务中。相比之下，不大明显的是激进分子的真正意图，他们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作为纯粹方法论的问题，而不理解根本的本体论，也不讨论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因为其理论的具体效果是明确的：在历史背景下，工人试图在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中团结和组织起来。而后瓦尔拉斯学派则致力于将资本主义的永恒问题合理化，并根据资本的需要来组织它，试图强化一种观念：权力只是一种人际关系。
结论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科学选择到方法论和本体论。在对资本主义工人关系的分析中，从极端自由主义者到激进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者都一致关注资本家的立场，从而为理顺和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做出了贡献。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已经不自觉地将一部分社会的问题转化为整个社会的问题。与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相比，这种选择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更强，试图在原子化的个体之间形成市场互动的优点。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更进一步，在同样的个人主义框架中，它不给阶级关系分配任何角色，通过将“经济问题”定义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来秘密地引入社会阶级。这种激进思想的意识形态退化，我认为是两个相互依赖的过程的结果：(1)在科学界，人们倾向于接受新古典主义方法论；(2)巩固文化和社会中的新自由主义权。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于两个主要部分：不完美和机会主义。这些是历史性的。由此产生的权力观念也是历史性的。权力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目标是在一定条件下证明这是竞争的有效替代，其结果是一种权力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竞争是没有权力的。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观点中，资本主义的强制性法则并不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而是缺乏竞争。
第四章 权力去神秘化
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