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结果导致了把公理与语码对立起来的第四个特性。公理并不需要写得一清二白，去标记身体和器官，它也不需要为人而锻造一种记忆。与语码相对照，公理在其不同的方面发现了自身器官的实施、感知和铭记。记忆成了一件坏事。最重要的是，不再需要什么信仰了，资本家在为今天不再有什么信仰的事实而叹息的时候不过是摆摆样子。语言所指的不再是必须信仰的东西，据不完全理解，语言指的是将要完成的事，精明或有能力的人能够解码的东西。此外，尽管有那么多的身份证、档案和其他控制手段，资本主义根本不需要写书来杜撰已经消失的身体标志。那些不过是遗迹，具有现行功能的古迹。在现实中，人已经成了“私下的”人，因为他派生于抽象的量，并在这些相同的量变成具体的东西时成为具体的人了。被标记的不再是人本身，而恰恰是这些量：你的资本或你的劳动量，其余的都不重要，我们总能在制度扩展的范围内为你找到一个位置，即便那得专门为你创造一个公理。不再需要什么集体的器官投资了，因为这些器官已经充满了资本主义不断生产的浮动的形象。用亨利·勒费弗尔的话说，这些形象与其说把私下的变成公开的，毋宁说把公开的私有化了：只要不离开电视机，整个世界就在家里展现出来。这使私下的人在制度内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应用的角色，不再是语码的暗示了。俄狄浦斯的时刻迫近了。
资本主义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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