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资本主义是凭借公理而非语码发展的，但不必以为它用集合的技术机器代替了超验社会原则，即社会机器。这两种机器虽然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机器，没有任何比喻的意思，但它们之间在性质上的差异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创新性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机器把技术机器的各个部分当作恒定资本附属于超验社会原则的整个身体，而不附属于人，后者已经是技术机器的附庸了于是，书写已不再与人相关了，至少在理论上不再需要与人相关了。但是，公理自身绝不是简单的技术机器，甚至不是自动或控制化机器。布尔巴基就科学公理的问题说：[5]它们并不构成泰勒系统，也不是各个孤立公式的机械游戏，而意味着与结构的共鸣和联结相关的“直觉”，而那仅仅得到了技术的“有力杠杆”的支撑。这对社会公理来说甚至更加真实:这个公理实现了自身的内在需求；缩小或扩大了界限；在防止系统饱和的同时增加更多的公理；而且只能通过摩擦、熄火、重新开动而发挥作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决策、管理、反作用和铭写等社会器官；不能够归结为技术机器操作的技术垄断和官僚。简言之，被解码的流动的联结，其差异性关系，及其众多的开口或突破，都要求有一整套调节机器，它的主要器官就是国家。被解码的流动一旦与资本的公理纠缠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它们的调节者。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上完成了生成具体的过程，在我们看来，这个过程主宰了抽象专制的原始国家的演进:从最初的超验实体，变成了社会力量场域的内在因素，开始发挥调节解码流动和公理化流动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完整地完成了生成具体的过程，以至于在另一种意义上，只有它代表了与这种生成的一次可证实的断裂，与原始国家的断裂，与在原始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他形式形成了对照。原始国家是由过分编码来界定的，它的派生物，从古代城邦到君主国家，都已经面对被解码的流动，处于被解码的过程之中了。这些流动无疑随着国家越来越具有内在性而从属于力的实际场域；但是，由于环境不适于让这些流动进入一次联结，所以国家就只好满足于拯救过分编码和语码的碎片，发明其他语码，并集结全部力量阻止这种联结发生(它的计划就是尽可能恢复原始国家)。
德勒兹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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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