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则不同:它是由被解码的流动或解域流动生产的，能够把生成内在性发展到极致，但只是为了参与语码和过分编码的普遍垮台，并完全是在产生于迄今未知的一次联结的这个新公理的内部逐步形成的。同样，这个公理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因为它与资本相同。相反，资本主义是其后裔，是其结果。资本主义仅仅保证了对公理的调节；它调节公理，甚至把公理的失败作为后者操作的条件而组织起来；它监督或引导公理的逐渐饱和，相应地拓宽界限。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集结如此大的力量为服务于经济符号而失去这么多的权力。而资本主义，尽管有上述与此相反的说法，在很早的时候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事实上从一开始，从吸收了仍然半封建或君主制形式的时候—从“自由”工人流动的观点来看:是对手工劳动和工资的控制；从工业和商品生产流动的角度看：是垄断的实行，积累的有利条件，以及抵制过度生产的斗争。自由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存在；抵制垄断的行动可以追溯到商业和金融资本仍然与旧生产制度联手的时候，以及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通过废除特权而保证生产和市场的时候。反对垄断特权的斗争并不意味着反对国家控制原则的斗争——除非国家认为那是合理的，这个事实清楚地见于重商主义，因为它表达了一种资本的新的商业功能，这种资本保障了自己直接生产利益。作为普遍规则，国家调控只有在劳动供应充足和市场异常扩大的地方才能消失或减少。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对足够宽的相对界限内部极其小量的公理发生作用的时候。这种情况很久以前就停止了，我们必须把组织一支有力的工人阶级队伍看作这次演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他们需要高度稳定的就业水平，他们迫使资本主义繁殖其公理，同时又要以不断扩大规模来再生产自身的界限(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的公理)。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不断给旧的公理增加新的公理才能吸收俄国革命:为工人阶级，为工会等制定的公理。但它总是准备增加更多的公理，它给许多其他事物增加公理，小的、甚至微小的、极其微不足道的事物；它对这些不改变本质的事物抱有极大的热情。因此，国家便在公理化流动的调节中，即在生产和规划、经济和“金融化”以及剩余价值和(国家机器自身的吸收)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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