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调节功能并不意味着在社会阶级之间进行仲裁。国家完全服务于所谓的统治阶级，这是明显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并没有理论上的根据。后者却很容易解释:从资本主义公理的角度看，只有一个阶级，一个肩负普世使命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指出，在圣西蒙的影响下，19世纪的法国学派发现了阶级斗争及其历史作用—也正是这些人赞扬资产阶级反对贵族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但他们在无产阶级面前停步了，否认在工业家或银行家与工人之间存在着阶级差异，而只有一种向一种相同流动的融合，如利润与工资的融合。这种说法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盲目或否定。阶级恰好是种姓和阶层的反面；阶级是已经解码的秩序、种姓和阶层。透过阶级斗争来重读历史就是根据把资产阶级当作解码和被解码的阶级来读历史。它是唯一的领导反对语码的斗争、与普遍的解码流动融合的阶级。它的这种能力足以填充资本主义的内在性场域。就事实而言，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发生了新的事物：享乐目的的消失，以抽象财富为唯一目的、并以非消费形式实现这个目的的新的联合观念。专制国家普遍的奴隶制至少意味着主人的存在，以及与生产领域截然不同的反生产机器的存在。但是，资产阶级的内在性场域—如对被解码的流动的联合的限制，对超验和任何外部界限的否定，以及生产自身内部反生产的出现——促成了一种无以匹敌的奴隶制，一种史无前例的破坏：不再有什么主人了，而只有指挥奴隶的奴隶；不再需要让来自外部的动物承载负担了，它自己就可以承担。这不是说人从来就是技术机器的奴隶；而是说人是社会机器的奴隶。资产阶级树立了样板，他吸收了作为目的的剩余价值，而这在整体上与他自己的享乐毫无关系：由于比最底层的奴隶受到的奴役还要大，他是那台贪婪机器的第一个仆人，即资本再生产的野兽，无限债务的内化。“我也是奴隶”—这是主人嘴里说出的新词儿。“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才是可尊敬的。这样，他就与吝啬鬼一样对作为财富的财富抱有激情。但吝啬鬼的激情只是一种个人特质，而在资本家那里，则成了社会机制的效果，而他不过是这台机器的一个轮子而已。”
德勒兹机器生产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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