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所有这些问题不事先解决的情况下该怎样界定真正的选
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巨大成就就是提出了与阶级的客观存在或利益相一致的阶级意识，结果给资本主义国家强加了一种阶级分化的意识。但是，这个伟大的列宁主义的突破并没有防止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内部的复活，正如它没有防止古典资本主义通过继续暗中破坏而接近那种突破，并总是通过融入新识别出来的阶级的公理部分而造成突破中的突破，同时把未加控制的革命因素—不受官方社会主义也不受资本主义控制的革命因素抛到远处，抛到边缘，或抛到飞地。因此，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就饱和的新的恐怖和僵化公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灵活、永远不得饱和而更加危险的旧的犬儒主义公理之间了。而事实上，最直接的问题不是要知道没有剩余，没有对剩余的吸收，没有商品交换和计划国家，甚至没有与资产阶级相等的阶级，一个工业社会是否可行：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就这些情况而言，问题的提出也很糟糕。也不是要知道以政党或国家为体现的阶级意识是否背叛了客观的阶级利益，声称代表这个利益的代理者们抹杀了可归于这种利益的一种潜在的自发性。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分析在我们看来极其深刻，他结论说不存在什么阶级自发性，而只有“团体”自发性；因此需要把“融合中的团体”从阶级分离出来，这仍然是由政党或国家所代表的“序列”。而这两者并不是相等的。这是因为阶级利益仍然起着高浓度集合的作用；它仍然界定一种集体前意识，必然由一种独特意识所代表的前意识，在这个层面上，这个独特意识甚至没有理由提出它是否背叛、是否异化、是否变形的问题。问题就在那里，就在无意识集体欲望与前意识阶级利益之间。如我们将看到的，只有从这一点开始，人们才能够提出间接地从那里生发出来的问题，关系到阶级前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代表形式，以及利益的性质及其实现的过程。
资本主义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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