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希总是重新提起他那些无辜的标准，为未加区别的欲望与利益要求权利：“除了获得对客观历史进程的准确理解，领袖的更加迫切的任务就是理解(a)不同社会阶层、职业、年龄段和性别的人之中潜藏的愈加明显的欲望、观念和思想，以及(b)哪些欲望、恐惧、思想和观念等[传统束缚]在阻止上述潜藏欲望、观念等的发展。”(领袖倾向于这样回答：“一听到欲望’一词，我就拔出枪来。”)
欲望是骗不过的。利益则可以欺骗、不加识别或加以背叛，但欲望不能。所以赖希才大喊，不，群众没有受骗，他们想要法西斯主义，而这就是解释。碰巧欲望与利益发生了冲突；资本主义从中渔利，但社会主义、政党和党的领袖也从中渔利了。人们如何解释致力于并非没有识别出来的而是完全反动的无意识投资的欲望呢？赖希所说的“传统束缚”是什么意思呢？后者也属于历史进程，又使我们回到了国家的现代功能的话题上来。文明的现代社会是由解码和解域的过程来界定的。但是，它们一手所解域的，却用另一手再辖域化了。这些新的地域性往往是人为的、残余的、复古的；但却是发挥极端现代功能的复古，是我们在现代折叠、隔离、重新引进语码碎片、复活旧语码、发明伪语码或行话的方法。正是艾德嘉·莫林所说的新复古主义。这些现代的复古主义极其复杂多样。有些主要是民间的，但它们仍然代表社会和潜在的政治力量(从多米诺骨牌的玩家，中经从外国战场归来的老兵，到家酿酒商)。另一些是飞地，其复古既能够哺育一种现代的法西斯主义，又能释放革命的能量(少数民族，巴斯克问题，爱尔兰天主教，印第安人居留地)。这些复古形式中有些仿佛是自发的，就在解域化的潮流之中(毗邻的地域性，大集团的地域性，“帮会”)。另一些是国家组织或促进的，即便它们可能会反对国家，给国家造成严重的问题(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国家无疑是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再辖域化方面的最奇异的尝试。但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自己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地域性，它们也重新组织起来反对国家，或由国家来煽动或组织。（俄国民族主义，党的地域性：无产阶级只能以人为的新地域性为基础建成一个阶级；与此相同的是，资产阶级有时也以最古老的形式重新规定自己的地域。）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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