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权力拟人化就仿佛一种地域性，把机器的解域化作为其反面。如果现代国家的功能真的是调节被解码的和解域的流动，那么，这个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再辖域化，以防止被解码的流动在社会公理的边缘释放出来。人们有时感到资本的流动甚至愿意发遣到月球上，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把它们带回到地球上的话。比如：对金融流动的解域化，但还有对购买力和支付方式(中央银行的作用)的再辖域化。或从中央到边缘的解域化运动也伴随着边缘的再辖域化，经济和政治在边缘的一种自我中心化，要么以国家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形式出现，要么以地方专制的古代形式出现。也许不可能把解域化与再辖域化区别开来，因为它们相互纠缠在一起，或如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反的方面。
国家调节的这一重要方面，如果看到它直接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公理为基础，那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古代或人工的新地域性加以界定的恰恰是解域流动的联结。马克思已经正确地表明了政治经济的基础:在劳动或生产中——以及在欲望中财富抽象的主观本质的发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不仅工业劳动，或商业劳动，或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一般的劳动……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这里，我们看到了解码或解域化的伟大运动：不再到客体的一边，在外部条件下，在地域或专制机器中去寻找财富的性质。但马克思很快又说，这个本质上“犬儒主义”的发现又在新的辖域化中得到了矫正，以新的拜物教或新的“伪善”形式出现。作为抽象的主观本质的生产只能以财产的形式出现，财产把生产全部客体化了，通过重新辖域化而将它异化。尽管商人能够预感到财富的主观性质，但他们却将其确定为仍然与“制造金钱”的专制机器相关的一种特殊活动；伪善者又把这种预感推进一步，以农业或土地财产的形式把主观活动与地域或再辖域化的机器维系在一起。甚至亚当·斯密也发现了财富的伟大本质，抽象的和主观的，工业的和解域的本质，在生产方式的私有制下只能即刻被再辖域化。(在这方面，也不能说所谓的公有制改变了这场运动的方向。)此外，如果这不是写政治经济学历史的问题，而是写相关社会的真实历史的话，那就最好能够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断地一手进行辖域化而另一手则进行解域。
资本主义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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