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这种双重运动的真正原因：一方面，资本主义只能为了生产而不断发展抽象财富或生产的主观本质，就是说，“以自身为目的的生产，劳动的社会生产的绝对发展”；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只能在自己有限的目的框架内将其作为明确的生产方式，“资本的生产”，“现存资本的自我扩张”。在第一个方面，资本主义不断超越自身的界限，总是进一步解域，“展示一种推翻一切限制和束缚的普遍的宇宙能量”；但在第二个严格说来是补充的方面，资本主义不断面对自身内部的界限和障碍，而那恰恰是因为它们是内在的，只有在更大规模的再生产的条件下(总是有更多的再辖域化地方的、世界的、星际的)才征服自身。所以，下降倾向的法则即由于总是被超过、被再生产而永远达不到极限在我们看来一定会产生一种必然结果，甚至直接的显示，即解域化和再辖域化这两种运动的同时进行。
从上述考虑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现代社会的社会公理被卡在两极之间，不断地从一极摆向另一极。这些社会产生于解码和解域化，产生于专制机器的废墟之上，因此在它们愿意作为过度编码和再辖域化的整体而复活的原始国家与把它们引向绝对界限的自由流动之间摇摆。它们尽一切努力用世界范围内的专制、地方的专制和掌控一切的警察来重新编码，同时，又对其资本和人口的流动量进行解码或允许对其解码。它们被卡在两个方向之间：复古主义与未来主义，新复古主义与旧未来主义，偏执狂与精神分裂症。它们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偏执的专制符号，即它们试图作为语码单位而复活的君主的符号一能指，与作为被解码的流动单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符号一具象，即一个分裂，一个点一符号或流动一突破。它们试图固守一个，但却通过另一个倾出或流出。它们总是落后于自身或超前。[7]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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