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分割取决于二元机器，如果必要，这些二元机器可以是非常多样的：社会阶级的二元机器；性别、男人一女人的二元机器；年龄、儿童一成人的二元机器；种族、黑人一白人的二元机器；领域、公共一私下的二元机器；主体、我们一非我们的二元机器。这些二元机器越来越复杂，它们相互切割，相互冲撞，相互对峙，它们把我们分割到各个方向。它们大体上不是二元的，而是二分的：它们能历时地操作(如果你不是甲也不是乙，那么你就是丙：二元论发生了变化，不再在二者之间选择同时性因素，而是进行连续选择；如果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那你就是黑白混血儿；如果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那你就是一个易装癖：每次，具有二元因素的机器都会在各种因素之间生产二元选择，而这些因素在第一次分割时并不出现)。
其次，分割也意味着权力手段，而这些手段也各不相同，每一个都固定相应分割的编码和地域。这些是福柯进行过深刻分析的那些手段，他拒绝在这些手段中看到一个事先存在的国家机器的简单流溢。每个权力手段都是一个编码一地域的联合体(不要接近我的地域，在这里我说了算……)。德·夏勒斯先生败给了沃都林太太，因为他冒险走出了自己的地域，他的编码不灵了。卡夫卡作品中临近办公室的分割性。福柯正是通过发现现代权力的这种分割性和这种异质性，才打破了国家和法律肤浅的抽象，更新了政治分析的所有前提。这不是说国家机器没有意义：它本身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对一切分割进行了过度编码，在特定时刻在自已内部进行的那些分割，以及置于自身之外的那些分割。甚或说，国家机器是具体的组装，促成了对社会进行过度编码的机器。这个机器反过来又不是国家本身，它是组织主导话语和社会既定秩序、组织主导语言和知识、墨守成规的行为和感情，以及胜过其他分割的那些分割的抽象机器。这个过度编码的抽象机器保证了不同分割的同质性、它们的可转换性和它们的可译性，它调节从一边到另一边的通道，以及它得以发生的优胜力量。它不依赖国家，但其效应取决于使其在社会场域中得以实现的作为组装的国家(比如，不同的金融分割，不同种类的货币，都有兑换规则，货币与货币或货币与货物之间的兑换，这把中央银行当作国家机器)。在城邦权力的具体组装的条件下，希腊几何是组织社会空间的一台抽象机器。今天，我们应该询问哪些是过度编码的抽象机器，哪些机器作为现代国家形式的结果而发挥作用。人们甚至可以构想“知识形式”来为国家服务，为国家的实现奉献自身，为国家的任务或目的提供最好的机器：今天的信息学？还有人类科学？没有关于国家的科学，但有与国家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抽象机器。正因如此，在严格的分割线上，人们必须区别给各个分割编码的权力手段，给它们过度编码和调节它们的关系的抽象机器，以及实现这个机器的国家机器。
游牧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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